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龍西番蓮紋頂箱式大四件櫃
長174cm；寬74cm；高325cm
北京保利2013年春季拍賣會
成交價：9315萬元
這對大櫃高達3.25米，
是除故宮太和殿陳設作品外，市面上尺寸最大的紫檀四件櫃，
由丹麥馬易爾家族珍藏多年。
2013年6月4日，
該作品在北京保利8周年春拍中國古董珍玩夜場上，
以2800萬元起拍，
經過場內外藏家數十輪鏖戰，
最終以人民幣9315萬元成交，
刷新中國古董傢俱的世界紀錄，並保存至今。
頂箱櫃乃組合式儲物傢俱。上部的頂箱常用一隻，也有的用兩隻，分別稱為兩件式與三件式。隨著室內空間的拓展和儲物需求的提高，又有將兩件式櫃成對使用的，就成了四件式頂箱櫃。
在沒有壁櫥的中國古代居室內，頂箱櫃達到了儲物空間的極致，被廣泛使用於臥室、客廳和書房，用於放置被褥、日常衣服、朝服、字畫卷軸等。主櫃門內的空間放置當季的衣物，頂箱和悶櫃則放置換季和不常用衣物。頂箱櫃除了內部空間寬大，外觀具有較大的裝飾面積和強烈的裝飾效果，可謂實用性能和陳設價值並重。
在明代，帶抽屜和櫃膛的頂箱櫃，三件式、四件式頂箱櫃組合都已成熟，但傳世實物較清代要少得多，其原因首先是大件傢俱傳世不易，年代久遠者自然稀見，另一方面則是清代住宅內簷裝修更為發達，功能分區相對固定，對笨重的大型儲物傢俱的需求也會更大。
在桌椅類傢俱中，清式風格的造型重拙、雕刻過度或為人所詬病，但用於頂箱櫃則適逢其長，變成了形態端莊、雕刻華美，加上紫檀木材堅重、不易變形，因此頂箱櫃成為清代紫檀傢俱最具代表性和欣賞價值的品種。但因它製作難度高、耗費材料多，造價高昂，產量有限，加上難以移動和存放，所以留存至今的數量較少，完好者更為稀見。
看料
這對大櫃氣勢恢巨集，造型四平八穩，比例勻稱。正面平整，側山落膛起鼓做。門板和側山板均開槽裝橫帶，防止開裂變形。立櫃中部裝架籠，設抽屜二隻。
抽屜吊牌
腿足銅套
精選紫檀大料製成，櫃頂和後櫃板披灰。用料極為奢華，除去背板和內部擱板等小部件外，其餘全部選用上等紫檀。
所有的大料都是放在正中間
以櫃門為例，所有的大料都居中，兩側用小材拼接，這種設計和做工在櫃類中極為難得。
比較同類紫檀大櫃，其頂箱門心有一塊用料寬度達到罕見的34.6釐米，這是其它櫃子絕無僅有的。
側面板呈現明顯的豆瓣紋
北京老魯班館工匠因金星紫檀充滿肉眼可見的金星絞絲奉為上品，這對大櫃便選用上好的金星小葉紫檀大料，大面積出現由非常細小的水波紋交叉產生的豆瓣紋理，非常稀有。
面板之木本色與金星金絲相織，波光瀲灩。
清代推崇色澤深、質地密、紋理細的貴重硬木，其中以紫檀為首選，當時許多黃花梨傢俱都被染成深色，以圖古色古香。同時上層對厚重富麗藝術風格偏好的實現，客觀上要依賴紫檀極好的加工性能。
櫃膛底棖明顯的犀紋
因而清三代宮廷傢俱中，紫檀製品佔有極大比重，特別是到了清中期，選材非常講究，往往要求清一色，無癤無疤，無白皮，色澤均勻，有的傢俱甚至要求為同一根木料製成。
如此用料，還有更深刻的體現皇家正統意識和地位的政治原因。
說工
進入清朝乾隆以後，為了盡顯大清帝國的富裕奢華，利用紫檀木的可塑天性精雕細刻，造辦處集中全國手藝高超的廣州、蘇州等地工匠，製作了一批藝術水準極高的紫檀雕飾傢俱。
這對大櫃是標準的京作官窯。京作傢俱以紫檀為主，在風格、造型上首先給人典雅華麗、莊重威嚴的感覺。因為追求體態，在用料上要求都很高。
從比例、用料和細部的榫卯結構來看，這麼大體量的四件櫃是一個團隊完成的，裡面應該包括了來自廣東、蘇州等南方地區和山東、河北等北方地區的工匠。
他們按照造辦處統一工藝、統一流程、統一造型來做，集各地工藝之大成，代表了清代傢俱鼎盛期的最高製作水準。
最奪目之處是八扇櫃門和櫃膛立板的鏟地高浮雕，即將圖案之外的底子全部鏟平，使圖案突現，立體感強烈。
“鏟地”浮雕需要多倍工時
與一般硬木傢俱的“起地”浮雕法相比，同樣的圖案，“鏟地”浮雕需要多倍工時，用心和用力必須一致，才能達到平如鏡面的效果。
乾隆時期的藝術風格和社會環境等因素都在這對大櫃上打下明顯的烙印，雕飾圖案在同時期的皇家建築石刻上能找到相關例證，其藝術和史料價值不容置疑。
“鏟地”浮雕特寫
八扇門板與兩面櫃膛立牆均鏟地高浮雕五爪雲龍，或俯首或下窺，龍身輾轉，氣宇軒昂，龍爪張弩，矯健有力，足間牙板雕海水江崖，磅礴欲出。
但見龍頭飽滿、雙角上揚，鬚髮飛揚、身軀婉轉、鱗片服帖及龍爪張弩，皆用心刻畫。
左右頂箱上的龍
立櫃面板上的龍
每幅雲龍圖案獨立成章，又相互呼應，每只櫃門雙龍龍頭略高出門框，既與櫃體保持一致又成顧盼之勢，共計九龍，明喻九五之尊，威儀四方。
成對陳設整體觀之，下部櫃膛山牆兩雲龍亦左右相向，騰挪呼應。
兩處櫃膛上的龍，相視
另外，九龍之外，又以歐洲經典的“西番蓮”紋為主要雕飾紋樣，隨龍形蜿蜒纏枝而上，靈動自然，和圓明園內的西洋建築風格一脈。
“西番蓮”紋
此櫃紋飾既以中國皇權象徵之龍紋為主題，又輔以西方紋樣的華麗多姿，可謂中西文明合璧的代表作。
重器
目前存世的紫檀四件櫃數量極為稀少
超過三米高的紫檀大四件櫃更是鳳毛麟角
目前存世可供比對並見諸公私著錄的紫檀四件櫃數量極為稀少，超過三米高的紫檀大四件櫃更是鳳毛麟角。從清宮史料記載來看，目前北京故宮現存大櫃十餘套，都陳設在各處宮殿。
查閱清《造辦處活計檔》，與當時桌、椅、寶座相比，櫃的製作量本身就極少。
同時由於體積碩大，搬運困難，非一般房舍能容納，因而在社會動盪變遷中往往被拆散或改作它用，成對完整傳世極為難得，在全世界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做工精良的紫檀大四件櫃非常罕見，雕刻龍紋的更是屈指可數。
目前存世所見尺寸過3米的的大四件櫃都是以五爪龍紋為主題，除了皇家是不可能有人可以使用五爪龍紋，以及有實力可以這麼大量地使用紫檀。
太和殿中的兩組頂箱櫃
存世實例中，僅北京紫禁城中太和殿中陳設的一對通高4.4米的紫檀雲龍連山大四件櫃，和西夾室門旁的一對通高3.7米的的紫檀雲龍紋大四件櫃，這都是國內外公認的重器。
上海博物館藏 清中期 紫檀雕雲龍紋大方角櫃
上海博物館也藏有與此對大四件櫃製作年代、紋飾、尺寸相似的紫檀大四件櫃，但展出時沒有見到兩個頂箱。
2007年北京保利拍賣的清乾隆紫檀花鳥方角大四件櫃，成交價2800萬元
2007年保利秋拍推出的高度為2.48米的清乾隆紫檀方角大四件櫃，創當時清代御用傢俱拍賣記錄。
“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龍西番蓮紋頂箱式大四件櫃”的高度達到3.25米，當之無愧為目前紫禁城外現存最大尺寸，並且品相完好，確為絕無僅有的殿堂重器。
“天地”
陳設於北京故宮太和殿總高4.4米的紫檀頂箱櫃，實物其實是雙櫃連作，外觀有如一對四件櫃。
它曾經被拆散存放，近年裝配復原時發現榫卯上有“大通太’字型大小”、“和字型大小”系列刻文，可以稱為“太和”櫃。
太和殿內陳設的通高4.4米的紫檀雲龍連山大四件對櫃的榫卯木工標記
為了便於把如此大的櫃體嚴絲合縫的組裝成功，在這對大櫃的一些不顯眼處，如頂櫃門及其邊框外側、閂杆背面等處，分別發現有“天號”、“士號”、“士”等刻文，“士”實為“土”，是“地”字的簡寫，可知這對大櫃分別編號為“天”、“地”，故簡稱為“天地”號。
按照老木器行裡約定俗成的規矩，通常會省略右邊的部分，如“號”字也只出現了左邊的“號”字。
根據故宮學者推測，“太和”號很可能是為太和殿定制的，雖然製成後並未放置在太和殿，但從未離開過故宮。
“天地”號身負五爪龍紋十八條，曾是清代皇室專用製品，卻在民國時期通過交易被外國人收藏，1936年又漂洋過海，之後長期寄展於哥本哈根的丹麥國立博物館。
1936年正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一年，它離開了多災多難的祖國，也避開了即將燃起戰火的歐洲大部，在北歐一隅靜靜地度過了數十年，如今又安然返回中國。
它的經歷中有太多的偶然和幸運，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奇跡。
輾轉
偉賀慕·馬易爾
1878—1935
此櫃為丹麥馬易爾家族舊藏。
馬易爾家族與中國的關係十分深厚。
1902年馬易爾來到中國上海，1905年創立慎昌洋行，1909年被任命為丹麥駐滬副領事。
1915年因華北商務需要，馬易爾北上，在北京緊靠紫禁城的北京飯店後大元寶胡同租下一座住宅，翻修作為他在北京的居所。
馬氏夫婦往返居住上海和北京多年，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收藏廣泛，對京劇有濃厚興趣，與京劇大師梅蘭芳結為好友。
1931年慎昌洋行25周年紀念的時候，馬易爾接到民國實業部長孔祥熙的一封信，後者在信中寫道：“您的公司和中國過去25年間的大規模工業化緊密相聯；您在這個時期中與中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倍受讚揚。我相信您在未來仍將繼續您的密切合作的政策，從而支持我們的建設工作。”
馬易爾和他的生意夥伴在北京大元寶胡同居所
丹麥公使阿勒費爾特·勞維格公爵左三1920年離開中國去波蘭之前，在北京馬易爾的家裡住了幾個月。圖為公使和中國外交部的三位官員在一起。
馬易爾中文名字印章。他的私人藏書很多都鈐有這方印。
將近一個世紀後，他們的外孫白慕申1991年再次來到中國，訪尋外祖父昔日在華生活點滴後出版《馬易爾—一個丹麥實業家在中國》一書。
白慕申1994年奉派為丹麥駐滬總領事館總領事，1995年赴北京履任丹麥駐華大使，2010年任上海世博會丹麥總幹事長。
白慕申在外祖父母北京舊居的主房前，這裡現在是東華門醫院的牙科門診部。門上的那些雕花依然保存至今。
在書中白慕申記述了外祖父母當時的家裡和辦公室裡都擺放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古董，到北京居住後興趣更濃。
他們購買古董的來源有兩個管道，一個是從古董商人處購買，另一個就是參加1911年至1924年溥儀出宮前的十幾年中由遜清室內務府不定期舉辦的內部性拍賣。
馬易爾的重要職位和商業的巨大成功使他有更多機會可以優先收藏到清宮流落民間的藝術品。
1935年馬易爾在上海逝世，他的子女將他的遺產中的收藏品整理後運回丹麥，自1936年開始在丹麥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館公開陳列展出，包括陶俑、銅塑、佛器、傢俱及瓷器等，這對大櫃就在其中。
夫人
1909年，吉斯騰赴上海與馬易爾結婚。
馬易爾與吉斯騰夫妻合影。在上海舉行婚禮時在場的還有他的岳父。
馬易爾利用婚禮前的時間陪妻子逛街，他們在法租界的一家時裝店裡看到了一批剛從法國進口的最新款式的帽子，馬易爾給妻子買了一頂最漂亮的。
吉斯騰的父親對他們的奢侈有點驚訝：“為什麼買這麼貴的帽子，你們不是更需要錢為新家購置傢俱嗎？”
吉斯騰笑著對父親說：“傢俱隨時都可以買到，這麼一頂帽子可不是每天都能買到的。”
是啊，這麼一頂帽子可不是每天都能買到的，它能把她帶回歐洲上流社會的氛圍中去。而傢俱隨時都可以買到，後來的事實證明，吉斯騰通過中國古傢俱也能滿足自己的維多利亞式趣味，它們表面的華麗雕花已經足夠“洛可哥”。
馬易爾在上海愛文義路的住所，可見嵌瓷屏風和整套雕刻精美的中式傢俱。
吉斯騰相夫教子之余，傾心於藝術品欣賞，並用她的優雅品味影響著丈夫，把家庭財富轉化成豐富的收藏。她佈置家庭，選擇適合的顏色，和丈夫一起找中國地毯、中國畫以及其他珍美的東西來顯示家庭。
當北京的房子轉租給馬易爾時，裡面空空如也，裝修快完工時，吉斯騰才北上佈置安頓屋子，並從上海運來了低靠背的長椅和高級印花布蒙面的沙發——還有瓷器、玻璃器、餐具等等。
馬易爾夫婦北京居所內景舊照
他們住在這裡時，比在上海更頻繁地去光顧古玩店，買的東西更多了。這對紫檀大櫃，最有可能是在北京，在他們居住在這所房子裡的時候購買的。
一家人有許多需要懸掛的禮服和西裝，吉斯騰不知道想了什麼辦法，滿足了這些需求，而沒有改造這對中式大頂箱櫃的內部構造。
這是這對櫃子的幸運，因為在當時的外國購藏者中，改造中式櫃子的風氣很盛行。
經手者說
-蔣念慈-
國際知名大行家，著名古董商、收藏家，香港華藝大榮 創始人
“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龍西番蓮紋頂箱式大四件櫃” 重要經手者
2008年1月9日，“盛世雅集——2008中國古典傢俱精品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于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隆重開幕。
是次展覽，彙集了近60件來自海內外著名私人藏家的明清傢俱珍品，並組織舉辦規模空前的古典傢俱研討會，將國內明清傢俱的收藏熱潮推向頂峰。尤其是宮廷紫檀傢俱，透過這次展覽大放異彩，打破明式黃花梨傢俱獨霸市場的局面，掀起一股“宮廷紫檀熱”，此後，宮廷紫檀傢俱連續幾年一再刷新拍賣紀錄。
香港華藝大榮蔣念慈先生，正是此次展覽的重要推手。
香港華藝大榮蔣念慈先生，是紫檀大櫃的重要經手人
據他透露，剛剛忙完2008年春拍，他和團隊就開始啟動“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龍西番蓮紋頂箱式大四件櫃”運作計畫。提前五年就開始做準備，搜集大櫃的詳盡資料，從香港到歐洲，再從歐洲到香港，最後回到中國大陸的來龍去脈，包括馬易爾的上下三代家族故事，所有線索都梳理得非常清晰。
“單單是這對大櫃圖錄的學術性和可閱讀性，至今仍難被超越。”蔣念慈說，後來這對大櫃單獨作為一個專場呈現，圖錄也單獨做了一本書，內容豐富，資料詳實，無論是從材料、史料、人物，還是藝術、品味，都做了充足解讀。
這背後，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成本。
因櫃子尺寸過於巨大，從歐洲運回北京，個中曲折與艱辛，無需細說便能想像得到。到北京以後，拍攝與修復也是一個大難題。
因尺寸過大，室內很難布光，最後在自然光下完成主要照片的拍攝
“這麼大的櫃子，拍攝燈光很難鋪滿，鏡頭也不容易塞下。”蔣念慈回憶說，“後來他們搬到室外，在自然光下完成了拍攝。”
所以，最後為什麼能拍出世界紀錄，他並不意外。
“有許多原因，成就這對櫃子的價格和價值。”蔣念慈總結道，“每一件重要藝術品的價格，都不是單一而平面的，而是由立體、多元的價格結構組成的。拿這對櫃子來說，它的尺寸是紫禁城以外最大的，材料是非常開門的紫檀，雕工是宮廷紫檀裡最好的，來源更是非常清晰，狀態又這麼完整，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北京保利為了這對大櫃，也使出了洪荒之力。提前一年就開始做推廣宣傳，更史無前例地提前一個季度開始預展，且放在大門口，做足了鋪排工作。
“就這樣，你使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力氣，我使出了百分之兩百的力氣，加起來，最後創造了世界紀錄。這是一個各方價值的總和，成就了一個世界紀錄。”
2013年春，蔣念慈與自己的三個孩子在紫檀大櫃預展現場。
從人與櫃子的對比上，可以看出這對櫃子的恢弘與壯觀。
交舞
與立足于上海、喜好紫檀雕花傢俱的鉅賈馬易爾家族迥然不同，在北京的胡同和老宅子裡居住著一個喜好黃花梨家傢俱的西方人群體，其中不乏歐洲的貴族和高官，但是主導品味的代表人物卻是知識份子，他們在活動空間和鑒賞趣味上努力接近中國文人士大夫，使用不加雕琢的黃花梨傢俱似乎是最好的表達方式。
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德國人古斯塔夫·艾克和美國人喬治·凱茨，他們分別在1944年和1948年出版了專著《中國花梨傢俱圖考》和《中國日用傢俱》，從工藝和功用兩方面奠定了中國傢俱史學科的基本格局，也宣告了一個新的收藏門類的確立。
《中國花梨傢俱圖考》收錄的架子床。
《中國花梨傢俱圖考》收錄的壽字紋圈椅，現歸北京恭王府所藏。
他們的趣味被後來的研究者們概括為“包豪斯”式。前現代與現代設計通過“明式傢俱”的概念完美地銜接起來。
馬易爾被眾人所注意到的身份是商界鉅子兼外交官，坐擁官商兩界的資源，這是成為收藏家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夫婦二人更應為人關注的卻是其族裔身份。
馬易爾的家族有德國—丹麥—猶太淵源，吉斯騰的家族則是丹麥—德國—挪威背景，並有人擔任新教牧師，這與在北京收藏黃花梨的那群外國人非常相似。
德國是包豪斯理念的發源地，一批歐洲設計師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推出的這一理念，帶動了建築和日用品包括傢俱生產方式以及審美取向的一系列變革，為即將流行的現代生活方式吹響了號角，並獲得了北歐設計師的積極回應，丹麥和瑞典人在傢俱設計方面尤為突出，以簡潔而符合人體工程學的造型、可拼裝和批量生產的結構為特徵。
包豪斯派代表傢俱——著名的瓦西裡鋼管椅
這樣來看，古斯塔夫·艾克的“明式”品味符合其文化背景，而丹麥人馬易爾夫婦喜好清式紫檀雕花傢俱卻似乎難以理解，他們“應當”喜好“明式傢俱”才合情合理，為什麼他們的趣味與我們所熟知的“丹麥設計”如此不同？
獨鐘
事實上，馬易爾夫婦的收藏活動期要比艾克早一代，在艾克和他同時代的黃花梨收藏家們的活動盛期，馬易爾夫婦已經要告別人生舞臺了。
在歐洲，20世紀前三十年的設計史觀念也正處於新老交替中。
一方面，18世紀以來貴族趣味的余緒和新富階層的奢侈需求相結合，反映為一戰前由法國設計和製造的現代傢俱和奢華裝飾品大行其道，通過“藝術平等”的理念，一些藝術家投身于手工業，將手工業提升到藝術創造的層次，也為三千年來的古典設計畫上了句號。
曾風靡全球的“洛可哥”風格傢俱。
另一方面，一戰以後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促成了現代工業設計理念的萌生和勃興，隨著工業革命而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需要更為簡單的生活方式和更為簡潔而廉價的日用品設計。
兩種需求和趣味曾在1925年的巴黎裝飾藝術與現代工業博覽會同台競技，鮮明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過渡性。
馬易爾夫婦離開丹麥之時，正是前一種華美趣味流行之時，後一種現代趣味尚未興起。
更重要的是，馬易爾除了是德國—丹麥人，還擁有猶太血統和經商的天分，他在中國和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又交遊於丹麥和中國的高官貴顯之中，在當時的在華外國僑民中也屬於頂層。他們自然會傾向於前一種社會層次較高的、更為奢華的趣味。
此外，他們主要居住在東方巴黎——上海，那裡的外國富人中更流行法國式的奢華趣味，以廣式風格為主的紫檀雕花傢俱也更適合上海的中西合璧式居住環境。
薪火
當英語寫作開創了中國傢俱史這門學科後，我們通過大部分是西方人所作的學術和遊記文本追尋歷史，就會發現藝術的空間分佈與品味指向發生了奇怪的扭曲：
接近黃花梨傢俱產地蘇州的商業都會上海，她境內的外國僑民和中國富人延續了歐洲舊貴族的華麗、奢侈趣味，偏要捨近求遠，購買產於廣東和北京的、體現清朝宮廷趣味的紫檀雕花傢俱。
而接近這些紫檀傢俱重要產地之一的北京胡同裡，卻有一群中國和西方的文人士大夫們，夢回江南，搜集產于遙遠的蘇州的黃花梨傢俱。
合理的解釋是，這只是一種寫作出來的歷史，或者只是歷史的某些方面或片段。
按照現實邏輯推測，歷史上的黃花梨和紫檀傢俱應當均勻地分佈於中國東部地區大城市的上層家庭裡，每一家主人的文化背景和品味差異並不足以影響樣本的總體分佈。
蘇州產的黃花梨傢俱當然會在就近的江浙滬富裕家庭中銷售掉大部分，而在朱家溍的《明清室內陳設》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來自江南的蕭山朱氏家族在北京的住宅裡大量使用紫檀傢俱，其中既有簡潔的明式傢俱，也有清式雕花傢俱。
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使用黃花梨還是紫檀傢俱，素面還是雕花，並不表示主人的品味高低。
楊耀。著有《明式傢俱研究》一書。陳增弼先生為楊耀的學生，後通過教學開枝散葉，薪火相傳。
艾克在北京居住了20年。
1948年輔仁大學打算遷往臺灣，艾克則準備遷居美國。輔大抵能支付給他一年的薪水，這點錢只夠他運走自己的書籍，傢俱藏品只得寄放在英、美大使館和友人楊耀處，後來散失了不少。
丹麥國立博物館館藏證明函件。
而這對體量龐大的紫檀頂箱櫃卻被完好地運回丹麥，馬易爾家族的財力與社會資源自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馬易爾的老東家寶隆洋行就是以物流起家的，有能力安全運輸哪怕更大的物件。
這些富商收藏家雖然不曾著書立說，卻以實力實現了一個奇跡，讓這對龐然大物穿越了戰火，在歷史的夾縫中留存下來，讓今天的中國人再次被它的恢弘氣勢、精美質感和雕刻工藝所震撼。
如此，再高的成交價格，也許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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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丨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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